新华每日电讯|沪重启文学艺术奖

作者: 星座  发布:2020-04-16

  上海文学艺术奖时隔12年后重启评选,24位文艺名家榜上有名。曾经表彰过巴金、王元化等文化大师的这一上海文艺领域的综合性最高奖项打破沉寂,树立起文艺创作的“荣典”制度,无疑将为文艺家设立德艺双馨的时代“标杆”。

图片 1张弥曼在向学生介绍研究内容。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供图

  文艺“荣典制度”承载光荣梦想

“我们这一代人,自己的事情都是可以牺牲的。不管是科学研究,还是工作都抱着一颗‘公心’。”在张弥曼看来,古生物学的“公心”就是“不到死也要抱着化石不撒手”

  “上海文学艺术奖”始于1991年,是经上海市人民政府批准设立的上海文学艺术界最高荣誉。

3月22日,自嘲为“傻瓜”的张弥曼在巴黎摘取了“世界杰出女科学家奖”。颁奖词称,“她开创性的工作为水生脊椎动物向陆地演化提供了化石证据”

  这是一个曾经表彰过巴金、柯灵、贺禄汀、王元化、施蛰存,谢晋、程十发、朱屺瞻、周小燕的奖项,这是一个曾表彰过《文化苦旅》《长恨歌》《贞观盛世》《生死抉择》《金饰银舞》的奖项,她记载着上海文学艺术界的光荣与梦想。

本报记者屈婷、全晓书

  上海文学艺术奖的评选,不搞门类和专业间的平衡,只评选最巅峰的文艺家,门槛既高,起点非凡。因此,每一届获奖者、尤其是获得“终身成就奖”的文艺家,无不是名驰海内、众望所归的大师级人物,个个都是中国文学艺术领域的高峰奇峰。

鱼化石,是张弥曼大半辈子的迷恋。

  颁奖台上,曾留下许多辉煌瞬间。文艺界人士指出,从1991年到2002年,上海文学艺术奖持续推出全国乃至海内外名重一时的文艺界大师名作,对上海文艺的发展繁荣起到了极为有力的推动作用。

“也许,我们这样的人都是傻瓜吧。”这位82岁的古生物学家说,“但是人类没有‘傻瓜’,可能还是不行。”

  重启评奖冀望铸造“高峰”时隔12年,上海重启文学艺术奖评选。历时2个月,经过数轮评议投票,方增先、吕其明、陈佩秋、尚长荣、贺友直、草婴、徐中玉、徐玉兰、钱谷融、秦怡、舒巧、焦晃……12位文化大家获得“终身成就奖”殊荣。

3月22日,自嘲为“傻瓜”的张弥曼在巴黎摘取了“世界杰出女科学家奖”。

  获奖人数虽较往届倍增,但细细掂量,海上艺坛本来名家如云、令人难以取舍。例如,在美术领域,“新浙派人物画”创始人之一方增先,把国画人物画推向气象浑成博大境界;九旬的陈佩秋,曾与谢稚柳并称中国书画艺坛的“神雕侠侣”,如今笔力依然清丽刚健。九旬高龄的贺友直,年龄愈长思想愈加“犀利”,至今还在连环画的方寸之地刻录时代风云、世道人心。

该奖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欧莱雅基金会于1998年设立,每年授予全球五位为科学进步做出卓越贡献的女性。

  文学的星空里亦有“三贤”。百岁的徐中玉和钱谷融,堪称华东师范大学文学理论的“双子星座”。缠绵病榻的草婴,以二十年青灯黄卷的一己之力,完成翻译12卷400万字《托尔斯泰小说全集》,用文学连接起中俄两国人民的伟大心灵……荣膺上海文学艺术奖“杰出贡献奖”的则有王安忆、陆谷孙、周慧珺、奚美娟、赵丽宏、施大畏、廖昌永……横看成岭侧成峰,恰是上海文艺界“中流砥柱”的蓬勃气象。

颁奖词称,“她开创性的工作为水生脊椎动物向陆地演化提供了化石证据。”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仲呈祥说,上海恢复评选上海文学艺术奖,在文艺的高原上努力铸造和推出高峰,是一个重要举措,对全国是一种引领、开创和示范。

去巴黎领奖前,鲜有出现在公众视野的张弥曼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她说:“获奖当然高兴,是巨大的鼓励,但觉得自己还够不上。”

  设立“标杆”激励人才,让文艺为人民抒怀

逃难途中读的书

  在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理事长郦国义看来,时隔12年重启评选的上海文学艺术奖,“有着非常明确的宗旨和追求,那就是文艺发展离不开人才,要尊重人才”。

“这段逃难的经历决定了我一生为人处世的取向”。“八·一三”淞沪会战后,张弥曼的父亲带着全家疏散到南京,又在1940年搬迁到重庆北碚,之后又辗转江西各地

  作为上海文艺界的“荣典”制度,上海文学艺术奖所追求的是设立标杆,激励广大文艺工作者把心交给人民,向艺术的高峰攀登,向人格的高峰攀登。

低调的张弥曼是当今世界最受推崇的古鱼类学家之一。2010年,一本献给她的论文集在德国出版,里面的观点有的与张弥曼相同,有的与她相左,但无一例外都受到她的影响。

  此刻,当人们深切地感受到名家大师们不仅具备深厚学养,更经历近乎严苛的人格修炼:不为名利所惑、虔心做艺术的“苦行僧”,与人民水乳交融、心怀国家民族,用文艺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抒怀。

她的学生、英国自然杂志资深编辑纪恒瑞 (Henry Gee)在这论文集的“前言”里描述说:“她是一位和善的淑女,跟我们一起参加学术会议的野外考察,总是饶有兴趣地倾听我们一派学生腔的叽叽喳喳,而她自己却不显山不露水。”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毛时安说,上海文学艺术奖通过选拔、激励、评价文艺人才,冀望为文艺界设立艺术水准和道德情怀的标杆,唯有如此,真善美才能在文艺家的灵魂深处喷涌而出,转化为精品力作造福时代。阅读原文

而眼前的张弥曼看起来像一位慈祥的祖母,轻声细语,一身蓝色的套头毛衣、布裤和披肩,衬得她皮肤白皙,几乎没有长期野外工作的沧桑。

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记者|孙丽萍 编辑|戴勇

她有一双名震古生物圈的巧手,总能把化石和岩石沉积物准确地剥离。“我相信我的双手还不算太笨拙。”张弥曼的回忆从此开始,“因为我的父亲在医学院工作,我常常穿过解剖室去他的办公室喊他吃饭,看惯了许多男、女学生在实验室解剖尸体。高中实验课,我解剖很细的小蚯蚓也不会碰破血管。”

1936年生于南京的张弥曼,是家中长女。父亲出身贫寒,靠族人借款上中学,后来靠公费去芝加哥大学深造。学成归国后,他在上海的一家医学院谋得教职,教人体生理学。

父亲开明,常带她去溪边网虾,到菜地捉虫,到麦田看蚂蚁怎么沿着麦秆爬上去寻找蚜虫,用放大镜观察花的雌雄蕊和昆虫复眼等。“我们可以在父亲面前随意发表意见,甚至和他争吵,而他对我们总是和颜悦色。”

母亲严厉。 “我生性顽劣。母亲读书不多,却一丝不苟地逼我完成作业。”张弥曼笑言。“我一直想当医生,而不是科学家。”—— — 因为父亲单位有不少敬业、有教养的医生,令她仰慕。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无忧无虑的日子戛然而止。 “八·一三”淞沪会战后,父亲带着全家疏散到南京,又在1940年搬迁到重庆北碚,之后又辗转江西各地。

当时,年幼的张弥曼和弟弟妹妹尚不懂家国之恨。跋涉在赣南的路途间隙,这些逃难的“野孩子”常常潜在河里,不顾撑篙人的怒骂,迅速爬上船沿,从船尾跳到河里,把肚皮拍得生痛;到了晚上,他们又缠着下课的大学生讲故事,直到中了“调虎离山”之计,被大学生锁在门外,方才垂头丧气,各自散去。

也有一些事令张弥曼万分恐惧。日军轰炸重庆北碚时,她和大着肚子的母亲躲在床下,父亲赶回来时几乎以为她们已经炸死;她亲眼见到孩子因缺医少药死去,自己得了疟疾“打摆子”,头晕眼花,却一刻不敢落在队伍后面……

有件趣事几乎成了她日后学地质学的先兆。有一次,她和弟弟在流亡路上偶得《木偶奇遇记》和《谈天说地》两本书。《谈天说地》这本书对幼年的张弥曼是枯燥的,但由于没有别的书看,她还是很认真地读了一遍。令她没有想到的是,后来在大学上《普通地质学》时,老师居然讲到了这书中的一些内容。

她说: “这段逃难的经历决定了我一生为人处世的取向。”

爱上了鱼

那时,野外勘探一天步行20公里是家常便饭。由于消耗太大,地质队员们都如“饿鬼”一般。有一次,恰逢中秋节,队里发了一斤米饭,一斤烙饼,张弥曼竟就着酱豆腐一扫而空

1953年,17岁的张弥曼响应国家“地质报国”的号召,放弃学医理想,考入北京地质学院。彼时,中国地质科学有了许多国外回来,或从西南联大毕业的老师,但很缺学生。“大家心中真的有一股热血。”她说,那一届单女生就有200名,毕业后多去了艰苦地区搞地质勘探。

与此同时,中国科学界积极培养“新鲜血液”。1955年,张弥曼被送到莫斯科大学学习古生物学。但是,这位地质学专业的学生,完全不知道该学哪类古生物。

“学鱼!”当时在苏联访问的鱼类学家伍献文先生建议张弥曼。

张弥曼自称“是一个立了理想,怎么也不会改变的人”。她听了伍先生的建议,从此开始了对鱼化石的研究。张弥曼经常到莫斯科河岸边的全新世沉积中采集鱼化石,夜里用小船撒下横跨莫斯科河的鱼网,清晨把撞在网上的各种鱼类采集下来,用来和化石进行对比,以探究古鱼类同现代鱼类之间的关系。

1960年,张弥曼回国,进入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工作,开始了她的寻“鱼”生涯。年轻时每年约有三个月,她都随地质勘探队在荒野采集化石。“野外勘探是基本功,再远我也能走下来,而且不比任何人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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